前言
江西永新县的乡亲们之间曾经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乡绅贺焕文家的祖宅选得好哩!占了块风水宝地。
这种说法也不是空穴来风,毕竟贺家的子女个个都是人中龙凤。
贺焕文的长子贺敏学、长女贺子珍率先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贺子珍组织了永新农民武装暴动,解救了狱中的哥哥以及其他革命人士,俨然一位巾帼英雄。随后兄妹二人便上了井冈山,在那里,贺子珍与毛泽东相识相爱,谱写了一段佳话。
二女贺怡还没长大就追随着哥哥姐姐的脚步,投入到革命事业中,机缘巧合之下竟也与姐夫毛泽东的三弟毛泽覃有了一段红色之恋,发展成了一对革命伴侣。毛家与贺家喜上加喜,亲上加亲。
在哥哥姐姐们以身作则的影响下,贺敏仁也年纪小小就离开家乡,加入了红军。
眼看贺家出龙凤的说法还要延续,却从毛儿盖传来了惊天大消息:贺敏仁偷了寺庙的上千块银元,严重扰乱军中纪律,已经枪毙了!
一时间,各种议论满天乱飞。
要知道,当时的毛泽东已经在中央身任要职,有这样一位姐夫,贺敏仁怎么还会被枪毙?作为由部队供给衣食的红军战士,贺敏仁为何要拿那么多钱?寺庙里又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钱?
而贺敏仁案的疑云,还远不止这些
严抓军纪,贺敏仁被迅速枪决
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贺敏仁心里说不出的后悔。他怎么也想不明白,不过是捡了些地上的铜板,怎么自己就落到了得被处决的田地呢?
可是此时,他已经被捆在了村头的木桩上等待被枪决,饶是他满心后悔,甚至想跪在地上认错求饶,他也没法做出任何动作了。他只能口头上继续着徒劳的求饶,我错了、我不会再犯了之类的认错和保证一连串地从他口中涌出来。
可是这些都没有任何用处。
把刑场围了起来的村民们脸上尽是麻木,只是等待着看到枪响的那瞬间。贺敏仁的目光一个个扫过他们,期待着找出一个能为自己说话的,哪怕只有一个,对如今的他来说也是救命稻草。
可是那么多人里,偶尔有几个表情不太一样的,也是神情激奋,看到他往自己看过来时,甚至还大声唾骂。
贺敏仁几乎彻底绝望了。最后的时刻,他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着,自己托永新老乡发给贺子珍姐姐的信她收到了没有?她是不是正在赶来救自己的路上呢?
当初军队长官审理自己这个案件时争论不休,说要给上级发电报,也不知道发没发出去,自己能不能得到救命的机会?贺敏仁拼命想着任何可能让自己逃过一劫的可能性。
可是这些都只是空想,一点也没能阻止事情的发展。时间一到,枪声如期响起。
贺敏仁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戛然而止了。
他不知道的是,贺子珍很久以后才从口口相传的消息渠道得知了弟弟被枪毙这件事,她大为悲痛,怎么也没想到幼妹死于国民党之手,幼弟却死在自己人枪下。她本就不太好的身体在焦急痛切的心绪下又病了一场。
当时向中央请示的电报虽然发出了,也得到了缓期执行的复电,但当复电发来时,贺敏仁已经被枪毙了。
一般来讲,事关人命的大案一定会得到重视、很快批复,电报又是先进的无线传讯技术,一来一回之间也不会花费太长的时间。而就在这短短的时间里,贺敏仁就已经被严厉惩处,失去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是什么让这个判决下得如此急迫?
要知道,贺敏仁所做的罪行,也不过是人之常情罢了。
当时的红军走在漫漫长征路上,进入藏区后,条件十分艰苦,粮食物资捉襟见肘,偶尔觅到粮食,也都优先发给老弱和伤员。像贺敏仁这样年轻健康,甚至还担任着司号员的小红军,几乎分不到什么。
贺敏仁才17岁,本就是青春期长身体的时候,长期这样下来,他饿得头昏眼花,心浮气躁,当红军进驻到毛儿盖后,某一天,饿得前胸贴后背的贺敏仁实在耐不住了。他等不及筹措粮食的战友回来,自己也跑了出去,想找点东西果腹。
然而他在外面走了一大圈,一无所获,反而因为走路消耗了能量而更饿了。正当他垂头丧气地往回走着,却在昏暗的光线中看到了一座喇嘛庙。
他顿时精神一振,心想既然是庙,那总会有点贡品吧?打着偷点贡品吃的念头,他悄悄溜进了这座庙。
然而,不知是因为民不聊生,无人供奉,还是已被废弃,贺敏仁没有找到贡品,只在地上看到了一些零零散散、带着锈迹的铜板。他有些失望,但又振作起来:铜板还是可以买东西吃的嘛!
于是,他在地上搜集了百来个铜板,快乐地一路抛玩着走回了营。
谁曾想,这却给他惹来了杀身之祸。
红军入藏后的艰难处境与坚决对策
正如前文所说,红军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后,处境就陡然艰难了起来,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由于真真切切维护着无产阶级老百姓的利益,红军到了每一个地方都打土豪、分田地,让老百姓不再被无情盘剥,这些所作所为,被老百姓看在心里,自然记住了恩情。
再加上我们党组织有力的宣传活动,把我们的思想也传递给人民,更是营造了军民鱼水情,红军所到之处无不与当地居民亲如一家。
当时的红军所需要苦恼的,是乡亲们盛情难却该如何应对。乡亲们自己都舍不得吃的肉啊米啊,一股脑地都往军队送,是以当时的红军条件虽然艰苦,但那是和百姓同甘共苦的艰苦,百姓有一口吃的,就有红军一口吃的。
而当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这里的居民之前所见过的军队,要么是国民党的军阀,每次派军队过来都要大肆搜刮一波,还要抓壮丁,可谓蝗虫过境,每次他们来前走后,村落里都哀鸿遍野。
要么,就是本地的大宗族、大地主拥兵自重,时不时因为势力冲突火拼一场,而无论胜负,这之中的消耗又要靠搜刮民脂民膏补贴回来。
久而久之,这里的人已经见了兵就怕,每次看到有军队要来,就先藏好家当,拖家带口地躲到山上去,等军队走了才敢回来。
更雪上加霜的是,在红军进入藏区时,宣传工作还被蒋介石占了先机。
此时,蒋介石不仅派出了军队对我军进行追围堵截,还在舆论场上对红军进行抹黑诽谤。
虽然实际上我军是一支作风优良,军纪严明的部队。只要与红军有过接触,蒋介石散播的谣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但是不幸的是,少数民族与我们汉族语言不通,又对外来的军队相当抗拒,别说听我们宣传,连接触都不肯。既然口头上的宣传工作难以展开,红军就只能依靠行动上的所作所为,让当地的居民看到我们红军与其他军队的不同之处。
要知道红军是人民子弟兵,是扎根于人民的,而如果被与人民隔绝,就相当于一棵大树的根系被拔出泥土,脱离了养育自己的土地。因此,在新的地区取得人民的信任,再次扎根于人民,是非常重要的。
正因如此,在进入藏区之后,红军再次提起了关于人民军队建设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求严抓纪律。
为了真正争取到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民同胞,红军在过境时甚至做到了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全体红军的艰辛付出可想而知。
而正在这个节骨眼上,师部却接到了一条举报:贺敏仁私自进入藏民的喇嘛庙,擅自拿走了一千多枚银元!
而当时的一块银元购买力就相当于现在的150~300块人民币,可以购买30斤粮。
根据举报人提供的消息,贺敏仁拿走的可不是个小数目,极有可能再次破坏与当地民众之间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让之前那些忍饥挨饿、忍辱负重的同志们的努力付诸东流。师部立即找来了贺敏仁,严肃逼问。
可是贺敏仁面对逼问却一脸茫然。他一叠声地说着自己没有偷,只是以为这些已经没人要了,然后上缴了赃物,也就是那百来个铜板,以为这样就可以息事宁人。
但这个事件看在师部眼里远比贺敏仁以为的严重,对面把桌子一拍,本以为可以走了的贺敏仁就被捆了起来听候发落,他这才慌了神。
当时有人说贺敏仁其实只是犯了个小错误,不需要重罚,但也有人说贺敏仁的行为严重违反纪律,破坏了军民之情,两种观点争执不下,最终迅速枪决以明军纪的声音占了上风。
因此,还没有等到中央回电,贺敏仁就被迅速枪决了。
贺子珍的选择:以国事为重
而远在前方的贺子珍,并没有第一时间得知这个消息。
贺敏仁托永新老乡给姐姐写信了是不假,但枪毙的判决下得极为迅速,这封信甚至没有来得及发出。而此时的毛泽东已经日理万机,当初师部发给中央请示贺敏仁要如何处理的电报,也不是由他过目。
当贺子珍得知这个消息时,贺敏仁的遗物都已经整理好了,只有一张毯子、一只小铜号。
她悲痛不已,也立即发现了此案中的疑点:当时的银元每块都有26克往上,上千块银元足有五十多斤,这重量叫一个健康的壮年男人过来搬都有些勉强,更何况贺敏仁一个才17岁,而且挨饿挨了几个月的孩子呢?
更何况,从贺敏仁的住处并没有搜出所谓的上千块银元,要说赃款,只有那百十枚铜板。可见师部对贺敏仁的违纪行为并没有做进一步的取证调查,就下了决断。
那贺敏仁,是被错杀的吗?要为他沉冤昭雪吗?
红军在长征中的艰苦条件,贺子珍自己也经历过,甚至,因为她向来体弱,长征时还带着身孕,她所受的苦未必比贺敏仁要少。
然而,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当她分娩后,毛泽东拿出自己的九块银元,要求警卫员陈昌奉买点吃的回来,给贺子珍补补身子时,她硬是坚决把钱从陈昌奉手里要了回来,说什么都不肯吃独食。
最后毛泽东只得提议买条鲤鱼一起吃,贺子珍这才松口同意。
这样的同甘共苦的思想,就深深烙印在贺子珍心中。
在长征路上,她还曾以自己病弱的身子,在炮弹的轰炸中保护同志。正是那次英勇的行径,让17枚弹片一直嵌在了她身体里,即使后来远赴苏联也没能取出,留下了一生的病根。
总而言之,贺子珍是一个觉悟高尚、思想解放的革命者。虽然失去弟弟的消息让她悲痛了一段时间,但她深刻知道贺敏仁违反纪律的严重性,于是她没有提出异议、要求翻案,更没有采取任何报复行动,只是如实把这件事呈报了上去。
毛泽东这才知道这事,他相当气愤:
百十个铜板就值那么一元钱,为何夸大到一千倍呢?他还未满18岁呀,可以再教育好的!
他烦闷躁动地在房间里踱着步,走了几圈,终于稍微冷静下来,安慰起了贺子珍:
子珍,小弟死得有点冤枉,我很难受。正因为他是我们的小弟弟,也就不必去追究那些伤心事。即使是有人有意夸大事实,陷害小弟,还是向前看的好。因为这是战争环境,是红军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应该用红军铁的纪律来要求亲人。
而他与贺子珍也正是这样做的。
最终他们收起悲伤,擦干眼泪,继续投入到艰苦而伟大的长征中,投入到人民解放事业中。
结语
贺敏仁有冤屈吗?确实有,他所拿的百来个铜板在当时仅值一元多,被足足夸大了上千倍,事件的严重性就完全不一样了。
但贺敏仁是枉死吗?也不尽然。他的行为破坏了红军在当地的群众基础,而当时的红军急切需要打牢群众基础,可以说长征路上,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是红军的生命。
要知道,几乎是在贺敏仁在毛儿盖犯下事端的同一时期,我们红军正在艰难地通过彝族聚居地。
如果不是严格遵守《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别说红军在刘伯承和小叶丹彝海结盟后得到彝民援护,得以飞夺泸定桥、强渡大渡河,连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地都是不可想象的。
回望长征的历史,我们会看到红军铁一样的纪律,在经历了岁月考验之后仍然历久弥新,闪耀着正确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