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向忠发，秦邦礼的廉洁故事？
秦邦礼1908年出生于江苏无锡，原本秦家在无锡是名门大户，身家巨富，但随着父亲的去世，秦家也开始走下坡路，为了让哥哥和妹妹继续读书，秦邦礼14岁就辍学，到一家钱庄当学徒。
正是在这家钱庄，让秦邦礼接触到了不少革命人物，并在严朴的领导下，参加了无锡的秋收起义。
秋收起义失败后，秦邦礼到上海避难，一边在一家店当学徒，一边秘密从事地下交通工作。
1931年，顾顺章和向忠发相继叛变后，我党在上海的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央特科领导人周恩来被迫离开上海，中央特科的重任交到了陈云手上。
当时，中央特科的处境极其危险，前面的人都暴露了，联系的场所也都被反动派监控了，必须要发展新的地下人员和新的联络场所。
就在这个时候，博古把弟弟秦邦礼介绍给了陈云。经过考察，陈云觉得陈邦礼对党忠诚，细致谨慎，有勇有谋，当即拍板由他来当交通员，和自己单线联系。
从此，秦邦礼在严酷的斗争中得到了锻炼，而他最出色的任务，就是把我党在上海的一批重要领导人安全地送到了中央苏区。
2. 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确定了谁是最高负责人？
瞿秋白。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
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
3. 1927年8月7日八七会议已选出了以什么为书记？
会议选举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政治局委员为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候补委员为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
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由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决定设立中共中央北方局、南方局和长江局，决定王荷波任北方局书记，蔡和森为秘书；张太雷赴南方局，任广东省委书记；罗亦农赴长江局工作；毛泽东去湖南领导秋收起义
4. 名字里有忠字的名人或历史人物？
黄 忠（三国时期蜀汉名将）
李文忠（明朝开国将军）
魏忠贤（明朝末期宦官、被称为“九千九百岁”）
张献忠（明末农民起义领袖）
张自忠（著名抗日将领、民族英雄）
向忠发（我党早期领导人）
吴 忠（开国少将、曾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陈忠和（中国女排原主教练、现任福建省体育局副局长）
赵忠祥（著名播音主持人）
陈忠实（当代作家）
5. 隐蔽战线上出现的叛徒有谁？
在隐蔽战线上出现的叛徒有许多人，其中包括高级军官、情报人员和特工。这些叛徒可能是被敌方势力收买，也可能是出于个人利益或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背叛。他们的行为对于隐蔽战线的安全和成功造成了严重威胁。
为了对抗这些叛徒，隐蔽战线必须加强内部安全措施，进行严格的背景调查和监控，并加强对成员的培训和教育，以提高他们的忠诚度和意识。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隐蔽战线的顺利运作和取得胜利。
6. 1919年张发奎和谁参加莫斯科会议？
张发奎没有参加莫斯科会议。1928年春，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提出，希望尽快召开党的六大，并且希望会议能在苏联境内举行，因为代表大会在中国召开非常困难，其原因是：
首先由于要冒遭受破坏的危险，其次是因为这里没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重要代表，第三是因为环境不安宁会带来焦躁情绪，不可能心平气和地、认真地进行工作。
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了中共中央的要求。会议同意在4月底或5月在西伯利亚境内召开中共六大。
不久，又决定会议在莫斯科举行。
1928年4月开始，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陆续前往莫斯科。按说，在遥远的莫斯科开会，又是秘密前往，交通还不方便，应该尽量减少人数，挑选最重要的人出席即可。但不知是莫斯科方面的主意，还是中共方面的决定，竟然有100多人去参加会议。
莫斯科方面对这次会议高度重视。6月9日，斯大林专门会见了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米夫也参加了会见。在会见中，斯大林简要地谈了他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形势的看法，重点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目前革命的形势不是处于高潮时期，而是处于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时期。"
6月14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决定由布哈林、安贝尔·德罗(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库西宁(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主任)、艾尔科里和米夫(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组成委员会，指导中共六大的工作。14日至15日，布哈林召集了有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蔡和森等21人参加的“政治谈话会”，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当前形势，以及党在今后的路线方针政策等，交换了意见。
7. 绝对使命电视剧剧情？
1930年10月，为了支援中央苏区打破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一条从上海经香港、汕头到苏区的红色交通线，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笼罩下，担负起了上海党中央和赣闽根据地的情报输送、物资运送和人员护送的使命。地下共产党员潘雨青早年随闽西交通大站站长李叔岩参加革命，“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受李叔岩嘱咐，以船运业为掩护转入地下，等待组织召唤，交通线组建时，在李叔岩的推荐下，潘雨青被委以重任，担任青溪交通中站站长，负责水陆两端的交通任务。
潘雨青向组织提出在伯公凹设一个交通小站，能起到警戒敌情、运输中转和人员休整的、并连接闽西的重要作用，得到汕头大站彭庚年和闽西大站李叔岩的一致赞同。
潘雨青就动员了当年参加过埔北农民暴动的邹叔宝负责伯公凹小站的建立。党的召唤义不容辞，共产党员邹叔宝带领兄长胞弟们，在伯公凹以一个纸作坊为掩护，秘密建起一脚跨两省的粤闽交界地的交通小站。
重要情报从苏区发出，经伯公凹小站，青溪中站和大埔县城茶阳同天饭店，再经韩江至潮安、汕头，一路畅通绝密而快速地传向远在上海的党中央。
正值反“围剿”战役的关键时刻，国民党当局下达“不给赤区粒米勺水之接济，片纸只鸟之通过”的严密封锁令。
断盐断药品的严峻形势，对苏区军民和反“围剿”战役造成巨大威胁，在汕头大站的策动下，交通员们挺身而出，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向苏区运送了大批盐粮和药品等紧缺物资，有力支援了苏区军民，苏区的反“围剿”战役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
1931年4月和6月间，相继发生顾顺章和向忠发叛变，上海形势急转直下。
危急关头，党中央作出了向根据地转移大批中央领导同志和骨干干部的决定，而在东北、华北等交通线相继被破坏之后，沪港粤闽赣交通线作为唯一畅通的通道，担负起了几乎全部人员转移护送的历史使命。
就在这严峻时刻，国民党调查科也千方百计地为破获这条看不见的中共交通线而调兵遣将。
原国民党调查科汕头站副站长曹瑞瑛是一个对共产党怀着刻骨仇恨且复仇心切的人，在我们需要大批人员从这条交通线向根据地转移的关键时刻，他主动请缨前往茶阳设站，意在掐住通往青溪、永定的咽喉要道。
在敌情紧逼的情况下，卢清泉、潘雨青等在上级“人员护送要确保万无一失”的要求下，虽然如履薄冰却赤胆忠心、毫无惧色，和曹瑞瑛为首的敌方势力斗智斗勇，一次次在敌人的眼皮底下，成功地护送党的重要领导人毫发无损地到达目的地。
每一次护送任务的完成，并非意味着创造了坦途，反倒是因为敌人一天天地收紧网口而一次更比一次险峻。
曹瑞瑛为了更严密地封锁通往苏区的唯一水路韩、汀两江，调来巡逻快艇，二十四小时执行江上巡逻，又给交通员们制造了更大的困难。
潘雨青和交通员们细心策划，每一次护送都设定应急预案，几次夜行汀江遭敌人巡逻快艇突查，都因为有了备用预案而化险为夷。
一个更大的双重危机又出现：就在护送共产国际顾问洋大叔过境这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下达的同时，又传来原大埔中共地下组织负责人余长庆叛变并回到大埔的消息，潘雨青、卢清泉和邹叔宝等在明知身份已经暴露的危急之下，心里达成一致的默契，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也要完成护送洋大叔过境的任务。
可护送金发褐眼的洋大叔本身又是个很难跨越的难题。危急关头，潘雨青他们以瞒天过海的智慧，掩盖了洋人本色，偷越了第一道关。
但随后，曹瑞瑛得到了有中共外国军事顾问过境的情报，就调动兵力展开追捕，曹瑞瑛甚至带领调查科行动队，一直追到上杭碧沙的丁正昌号，但在潘雨青、邹叔宝等交通员们的机智应对和闽西大站李叔岩等的策应下，有惊无险地将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洋大叔同志护送到瑞金。
沪港粤闽赣交通线，从建立之初，到中央决定主动关闭，虽经风雨浪沙，却从来没有被敌人破坏，成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百年奇迹。
